当前位置: 伟德国际1946 > 伟德国际1946 > 正文

口语表明和自由宣布减弱了封面写作中常见的别扭,在伯林后续的马克思商讨中

时间:2019-10-22 20:30来源:伟德国际1946
p 进入专题: 法西斯主义  知识分子  在英国,以赛亚·伯林是为数不多的早在1939年便写就马克思传的学者。伯林虽是分析哲学出身,却认为抽象或者分析的观点需要依附其与历史及个

<p>

进入专题: 法西斯主义   知识分子  

在英国,以赛亚·伯林是为数不多的早在1939年便写就马克思传的学者。伯林虽是分析哲学出身,却认为抽象或者分析的观点需要依附其与历史及个人思想的各种关系才能存在。于是,伯林对历史哲学产生兴趣。在经历了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萧条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热情。戴维·麦克莱伦是伯林的博士生,他的马克思研究是由伯林促成的。伯林建议他的博士论文选题——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正符合他对宗教在思想发展中的作用的兴趣。麦克莱伦认为,马克思对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等人进行批判继承的过程,是黑格尔的观点变得具体化、与教会无关的过程。由此,他接受了伯林的选题建议。麦克莱伦被马克思所吸引,还因为他一开始“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有这样的特点:虽不解释一切,但有一种全面全方位地看待事物的方法,是一种普遍的理论”。

图片 1

陶东风 (进入专栏)  

伯林对马克思的“一元论”批判

浪漫主义的起源

图片 2

伯林的马克思研究始于他的“马克思传”,他将唯物史观归纳为“一个封闭的系统,系统里的所有东西都要遵循一种预设的模式”,并勾勒出马克思的一元历史观。由于认为马克思的观点与自己的自由多元观理念相差很远,便激发了他对马克思思想源泉、同马克思有相同观点的历代思想家进行研究的兴趣。在理性主义、启蒙主义、经验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等思想史研究中,他反对解决一切问题的、无所不包的体系,反对以追求种类的自然科学之法统摄追求个别的历史人文学科,反对只以一种方案统一人类众多的理想目标等。概括来说,伯林反对被其归纳为一元论的观点,在研究中从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三个角度批判了马克思的一元历史观;支持维柯、赫尔德和哈曼的反理性主义、多元知识观以及浪漫主义的自由意志和多元价值观等。

豆瓣地址: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996560/
</b>
在所有可以被归入哲学类的书中,读以赛亚·伯林的作品时是最轻松愉悦的,作为一位演说多于写作的思想者,伯林的作品大多是讲稿的结集,口语表达和即兴发挥减少了书面写作中常见的晦涩,使得他的思想更易于被未经专业训练的公众理解,而他自身足够深厚的专业素养,又保证了思想的深度。也许找出和他一样热衷于普及哲学思想的学者不难,但很难有人比他更擅于兼顾通俗与深刻,也很少有人能够这么准确的把握公众兴趣与学术理论的交点。
</b>
《浪漫主义的根源》整理自1965年伯林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演讲录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欧美文化界对二战反思最热烈的时期,纳粹思想的成因自然是学术界与公众共同关注的核心。不敢说当时人们已像今天一样普遍意识到纳粹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但作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德国最显著的思潮,浪漫主义自然是首当其冲的质疑对象。可是这样一种在美学上充满崇高的激情,并产生了众多杰作的观念,怎么会在政治领域催生出如此残酷的专制政权,并得到了那么多人的默许甚至信奉?
</b>
这个问题困扰我多年。尽管曾为此翻过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却只能为此找到一个基于当时境况的解答,而那更潜在的观念的形成,肯定曾经过一个漫长的演变,它必然是触及到了人性深处潜藏的部分,才会在某一时机到来的瞬间,迅速的兴起,并泛滥至全世界。
</b>
而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准确揭示了那个潜在的部分,也清晰的解释了这一时机是如何降临的。
</b>
从历史的角度,伯林指出了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地区在经历了漫长的三十年战争后,其实在整个欧洲是处于一种比较落后的状态,战争造成的死亡使人口数量骤减,也因此窒息了文化的发展。心理承受着严重挫败的德国人,普遍为民族自卑情结困扰,尤其是在面对当时文化兴盛的战胜国法国时,伤痛和屈辱的感觉更加强烈。作为一种自我保护以及精神层面的反叛,人们开始越来越倾向于质疑代表了法国文化精髓的理性主义,并因此掀起了一场针对启蒙运动的攻击。
</b>
此时的启蒙运动在经过了十六、十七世纪的发展后,也的确开始陷进一种越来越僵化机械的模式里,即使在法国本土,人们也不再相信能够以类似于科学的手段分析社会现象,并依靠理性尤其是逻辑找到普适性的真理。不同文化之间越来越多的交流让人们意识到,即使是真理也可能彼此无法兼容,于是对于结果的执着在逐渐变弱,相应的,为了所信仰的某种价值而牺牲的状态,得到了更多的推崇。真诚的情感和正直的动机,代替了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逻辑,成为了评判的标准。以自我的意志反抗自然规律被视为英雄主义,而曾经被理性主义忽视的潜意识也获得了更多的重视,
</b>
伯林认为这场变革初期第一位堪称有力的鼓动者,是一位小人物约翰·格奥尔格·哈曼。尽管并不著名,但哈曼的思想却有力的影响了赫尔德、歌德以及克尔凯郭尔,而且作为邻居,他还曾是康德的座上宾。简单的说,哈曼认为,生活是不可用来分析的,任何分析的企图,都会毁坏它,人所寻找的也并不是幸福,而是充分的实现自己的能量去创造。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哈曼心中的上帝并不是数学家,而是一位诗人。
</b>
不过哈曼并不是同一时期唯一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在法国,狄德罗也指出,天才的孕育有赖于潜意识和黑暗,至于卢梭,他甚至认为唯有在高贵的野蛮人与孩子身上,才能找得到未受玷污的真理。但态度最激烈明确的还是德国人,伦茨甚至强烈的反对任何认为宇宙可被理解的观点,反对任何秩序,认为唯有行动,尤其是突发性和非理性的行动,才是世界的灵魂。而他的观点,不过是十八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狂飙突进"运动价值观的一个缩影。
</b>
但真正堪称浪漫主义之父的,还是赫尔德和康德。
</b>
作为典型的启蒙主义的叛逆者,赫尔德明确的抵制那种对整齐划一与和谐的追求,因为在赫尔德看来,真正的理想之间经常互不相容,甚至无法调和,生活于不同社会的人之间甚至很难相互理解,相应的,每个群体都应为自己与生具来的文化传统而奋斗。而后世浪漫主义的尚古情结与对永不停息的行动的推崇,大多源自于此。
</b>
但康德作为浪漫主义之父,却被动得多。事实上他对于不讲逻辑的浪漫主义十分反感,可是他的道德哲学却帮助浪漫主义摧毁了理性主义的另一标志:决定论。康德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只因为他能够做出选择,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就是可以做出自我决断。人并不是自然规则下的木偶或所谓的"机器",而是行为的选择者。他有力的论证了个体精神的价值,并使得浪漫主义对自由意志的推崇有了理论依据。
</b>
此后,浪漫主义的观点变得越来越激进。在经历过席勒与尼采的进一步提炼后,真理已不再像启蒙主义者所相信的那样,是可以被发现的,反过来,它成了需要被发明的。不过,在永不停息的行动这件事上,还是费希特走得更远。他甚至认为,"既然世界容不下半奴隶半自由的人,我们就必须征服他人,将其纳入到我们的结构中来"。听上去尽管热烈进取,但至此,已隐约可以见到纳粹思想的萌芽了。
</b>
与此同时,浪漫主义的美学观也逐渐发展成型。由于对直觉、意志与潜意识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象征主义开始兴起,同时文学作品中也越来越多的出现两个典型的意向:思乡情结与永不止息的反叛者。伯林认为,这二者看上去不相干,但本质上都源于同一种打破事物固定本质的冲动。对故乡的追寻永远会处于一种不可复得的状态,永不止息的改变现状的行动,也通常是通过一些有着不屈意志的漂泊者来完成。尽管这些浪漫主义的英雄往往具有两种相反的性格:相信不断的前进将带来解放的乐观者,与承认生活是由不可控的意志所左右的悲观者。但归根到底,他们都不相信世上存在着某种稳固的结构,唯有自由不羁的意志才是他们的信仰。
</b>
至此,浪漫主义的两大主要观点最终形成:其一,人们所要获得的不是关于价值的知识,而是价值的创造,其二,人们并不相信存在一个必须适应的模式,世界是永无止境的自我创新。
</b>
在美学上,它制造了一种不同于古典英雄形象的现代英雄,一种更具象征意味的诗意,思想上,它是存在主义得以出现的基础,但是在政治上,它也催生了满怀激情却盲目的狭隘民族主义,陷于其中的个人和群体,会依凭不可意测的意志,以无法组织,无法理性化的方式前进,最终,成了纳粹主义的催化剂,对崇高与美好的向往,由于过于激进而造成了残酷的后果。
</b>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遗憾的话,结尾的匆促算是一点。在指出了浪漫主义的困境后,伯林只是呼唤了一下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妥协宽容,却并没说到如何实现。但或许这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更何况这只是一份演讲录音稿。但除此之外,对于伯林所说的浪漫主义对传统美学的革新,我也并不完全认同。浪漫主义自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兴发于德国的论断是准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拜伦式的英雄,是在浪漫主义运动后才在文学作品中广泛出现,古典审美与所谓的现代审美之间并不存在着那么深刻的转变,对故乡的永恒追寻,永不止息的行动,以及打破常规的叛逆者,这是人类文化中从未消失的几个主题。因为浪漫情结本就是铭刻于人类灵魂深处的渴望,对世俗生活的超越从不曾在追求精神的人们内心中消失过,哪怕是被浪漫主义批评的理性主义者,也同样会被西西弗斯感动。所以浪漫主义运动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并不是一种对传统的颠覆,而是拣选后的强化和补充。在政治领域的浪漫主义理想幻灭后,它在文化领域的积极影响永远不会消失。瓦格纳的音乐始终是经典,毕竟它能够感动的从来都不只是希特勒。
</p>

  

伯林思想史研究的主线很清晰,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反对一元、主张多元”。围绕该主线和目的对思想家进行归类划分,何尝不是以科学种类之法治人文个别之丰富?思想家复杂多样、差异不一的思想被处理成只有一元与多元的区别,这种唯一的区别何尝不是伯林所界定的“无所不包的体系”?这也就是说,在研究思想家时,伯林一以贯之的是一元论视角与方法。伯林批判一元论,却实践一元方法论。而造成这种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丰富的思想并非他的研究重点所在,突出一元论的思想特点并加以反驳才是其最终目标。伯林这种研究进路的弊端是明显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人眼中的马克思常被描绘成令人难以亲近的、蓄着胡子的家长或立法者形象,是预测未来的发号施令的冷酷思想家。这种错误的形象在伯林的马克思传里被放大了,即他将马克思社会学说描绘成无限、绝对且封闭的系统。同样,在伯林后续的马克思研究中,他更是集中地凸显马克思的一元论主张,从而忽视了马克思思想的变化发展及其多样性。

   【内容提要】本文以理查德.沃林新书《法西斯的魅惑——从尼采到后现代知识分子》以及以赛亚.伯林的相关著述为依据,对反启蒙思潮与极权主义的关系展开思考。文章首先借助伯林的著作,概括了启蒙主义的基本特征,然后重点清理了反启蒙思潮——包括传统右派和后现代左派——与极权主义的关系。文章指出:应该超越左、右二元对立的思维,探讨右翼和左翼极权主义在反启蒙上共享的诸多立场。文章尤其重点分析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的极端反本质主义知识论最终走向了对真理和理性的敌视并导致其在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为,甚至并堕落为极权主义的帮凶。关于如何才能既继承启蒙思想又超越启蒙思想,文章最后提出了关于多元普遍主义的理论假设。

  

   【关键词】 法西斯主义,启蒙,后现代知识分子

  

   理查德·沃林的新书《法西斯的魅惑:从尼采到后现代知识分子》,从一个独特的观察开始:“有些人一厢情愿地认定,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反智现象(它的确有反智的一面,引者按),只能吸引罪犯和恶棍,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已然知道实情并非如此。当年欧洲大陆有许多知识分子精英,争先恐后地跳上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列车。”[①] 20世纪80年代被曝光的大量档案资料表明:二战时期德国学术界与纳粹的勾结与合作(包括组织行动上的,但主要是思想观念上的)不是例外而是常态,以至于1998年德国历史学会年会期间,与会者大为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诸多前辈“当年曾致力于正当化纳粹种族灭绝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同上,第107页)这个事实让人感到惊悚,我们不得不承认:知识分子并不比别的阶层更能抵抗极权主义的诱惑,它也印证了电影《浪潮》的主题:法西斯主义的崇拜者绝非只是大街上流浪的没文化、无知识的地痞无赖。恰恰相反,极权恐怖故事也可能发生在精英荟萃的高等学府。对于很多知识分子而言,法西斯主义同样有着挡不住的诱惑。电影中的大学生们仅一个星期就从温文尔雅的年轻学子变成了凶神恶煞的纳粹狂徒。

  

   极权主义为什么对知识分子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这中间存在必然联系吗?被誉为人类良知的知识分子,却原来是一个极容易迷失于极权运动的群体吗?这不仅是沃林这本新书要处理的一个思想史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二战后自由主义知识界不得不面对的严肃而痛苦的问题。

  

   一、启蒙精神及其背叛

  

   沃林认为,从尼采到后现代知识分子,亲极权主义思想家的共同特点是否弃启蒙运动及其确立的人类基本价值。那么,在反启蒙和亲极权之间存在必然关系么?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讨论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何为“启蒙”?何为“反启蒙”?

  

   由于“启蒙”概念的内在复杂性,本文不可能也无必要对它进行系统详细的语义梳理。笔者想选择一个简单的方法,即采用以赛亚·伯林关于启蒙和反启蒙的基本界定和描述。之所以选择伯林,一方面因为伯林的西方观念史研究特别聚焦于西方(特别是德国)的反启蒙思想家(比如维科、迈斯特、赫尔德、哈曼,以及其他浪漫主义思想家),而研究反启蒙思想家的前提则是熟悉和精研法国启蒙思想。伯林当然就是这样一个杰出的观念史研究专家。[②]

  

   伯林的几乎每一本书都会涉及到对启蒙的理解问题,但集中探讨启蒙概念的则是其《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一书。此书单辟“启蒙运动”一章,对启蒙的内涵做了集中阐释。伯林指出,尽管启蒙运动内部有很多分支乃至分歧,“但是也存在着对整个文明和进步的某些或多或少共同的信仰”。[③]这些信仰包括:第一,“世界或自然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受到唯一一套规律的支配,这些规律原则上是可以被人的聪明才智发现的”;第二,“统治无生命的自然界的规律原则上与统治植物、动物和有知觉的存在物的那些规律是一样的”;第三,“存在某些可以公正地说所有人都在追求的客观上可以认识的人类目标,即幸福、知识、正义、自由”,“这些目标对所有人都是实际上共同的,并非不可实现的,也并非不相容的,人的痛苦、罪恶和愚蠢主要是由于对包含着目标的东西的无知,或是对实现它们的手段的无知——而无知反过来是由于对自然规律认识不充分。”[④]他紧接着又把上述对启蒙精神的描述概括为启蒙所依赖的“三个最有力的支柱”:“对理性的信仰,即依赖证明和确证的逻辑上相互联系的规律和概括结构;对超越时间的人的本质的同一性和普遍人类目标的可能性的信仰;最后,相信通过实现第一个支柱,便可以达到第二个支柱,相信通过受到逻辑和经验指导的批判智识(它原则上能够把万物分析至最根本要素,能够发现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所遵循的单一体系,由此,但凡是清楚的头脑为了发现真理而提出的一切问题,它都能够解答)的力量,可以确保物质和精神的和谐和进步。”[⑤]而在《反启蒙运动》一文中,启蒙精神被伯林更加简要地概括为“三个中心原则”——普遍性、客观性、合理性。[⑥]应该说这是对启蒙精神非常精要的概括。

  

   相应地,反启蒙思想的核心就是张扬与这三个原则正好相反的另外三个原则,即,特殊性原则(比如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主张具体事物和价值的相对性和差异性),主观性原则(比如浪漫主义对自由意志的崇尚)和非理性原则(强调情感、直觉及体现它们的诗歌和文学的价值)。[⑦]

  

   理查德.沃林显然继承了伯林的启蒙观。在《法西斯的魅惑》的“导论”中,他这样概括启蒙精神:1、启蒙主义者自命为“人性党”,“代表人类公意,而非特定利益集团”;2、高举理性旗帜,“分析并消解各种教条、迷信和缺乏正当性的社会权威”;3、政治上主张民主共和。当然,具体到某个人,情况又是比较复杂的,有些人可能兼有启蒙和反启蒙的思想,而有些人则很难被截然划分为启蒙者或反启蒙者。比如卢梭。一方面,从其推崇直觉和情感的角度看,他可以被纳入反启蒙行列;但作为《社会契约论》的作者,卢梭显然是一个启蒙主义者,法国大革命的理论领袖,普遍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试图把极权主义的根源追溯到启蒙理性的异化,但沃林(一定意义上也包括伯林),都把反启蒙视作极权主义的根源(当然,相比于沃林,伯林对启蒙有比较多的反思,这不仅表现在他对赫尔德等多元论者的推崇上,同时也体现在他对积极自由的警惕上。他的思想更有张力)。伯林明确把18世纪哈曼和约瑟夫·德·迈斯特等反启蒙思想家视作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鼻祖。在《反启蒙运动》一文中,伯林认为迈斯特及其追随者秉持的是“反启蒙运动的最黑暗形式之一,也是最有意义和最有影响的形式之一”,他们“构成了十九世纪初欧洲反革命的急先锋”。[⑧]在文章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迈斯特等人的)这些沉闷的学说,在法国变成了鼓吹君主制政治的灵感之源,并且和浪漫的英雄主义观念,以及在创造性与无创造性、历史和非历史的个人及民族之间所做的明确划分一起,大大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最后则是它最野蛮最病态的形式——二十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学说。”[⑨]伯林的另一篇文章《迈斯特与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专门分析了迈斯特和极权主义的关系。这个一向被认为古怪、老朽、暴躁、冷酷无情的宗教皇权和世俗王权的捍卫者,在伯林看来却是一个“非常时新”“具有先见之明”“超前于时代”的人物,他在当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他的学说、甚至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趋向,不得不等待一百年之后才能自我实现”。[⑩]这个所谓“自我实现”显然就是指百年后发生的法西斯运动。伯林在迈斯特所赞赏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恐怖景象中,发现了其与现代法西斯主义的偏执世界观的“亲缘关系。”[11]迈斯特认为,支配整个动物界、植物界和人类世界的是弱肉强食的暴力逻辑,“有一种力量,一种暴力,亦隐亦显,在每一种物种里面,选定一定数量的动物要去吞噬另一些……无时无刻,都有某种生物正在被另一种生物吞噬”。[12]而人类,作为所有动物中最高的物种,“杀戮以求食;杀戮以取衣;杀戮以为打扮;杀戮以为攻击,杀戮以求自保;为了锻炼自己而杀戮,为了愉悦自己也去杀戮;他为了杀戮而杀戮。他是洋洋得意的恐怖之王,想要得到一切,谁也不能阻挡”,“整个地球,永远浸泡在血泊中,无他,一个巨大的祭坛而已。所有的生命都必定要被献祭,没有目的,没有选择,不会停歇,直到万物的终结,直到罪恶的根除,直到死亡都死亡”。[13]迈斯特歌颂这个恐怖世界的最强者,即刽子手,“一切的伟大、力量、服从都依赖于刽子手”,没有了刽子手,“秩序马上就会陷于混乱:王权倾覆,社会动荡”。[14]这些刽子手的使命是尊奉“神意”,冷酷无情地维护秩序、消灭敌人。“造物主”已经安排了等级分明的秩序,也指定了需要消灭的敌人:新教徒、自然神论者、科学家与民主人士、自由主义者、平等主义者。这个疯狂的反革命潮流,“到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而达到了顶峰”。[15]迈斯特的这套暴力杀戮“理论”尽管披着“科学”的伪装,实际却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预言,在其中分明可以听到希特勒的大灭绝之声。

  

   伯林对迈斯特与极权主义关系的分析深得沃林的赞同。《法西斯的魅惑:从尼采到后现代知识分子》写道:“伯林的确言之有理,因为法西斯主义宣誓的目标之一,就是要终结19世纪源自启蒙的世界观:崇尚科学、理性、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法西斯的魅惑》,第3页)沃林对从尼采到后现代的反启蒙思潮及其与极权主义关系的清理,基本是在上述对启蒙和反启蒙的理解基础上展开的。他的论旨集中概括一下就是:在反启蒙的共同目标和纽带下,左和右、激进和保守各种思潮都会在亲极权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二、超越左与右

  

   一般认为,极权主义可分左右两翼,其代表分别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它们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灾难。反思极权主义的学者既有自由主义者或持有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他们反思的对象主要是苏联模式的左翼极权主义;也有霍克海默、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反思的对象主要是纳粹的右翼极权主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很难归入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们反思的对象既包括法西斯主义也包括斯大林主义。不同阵营的学者在探究极权主义的源起时,找到的原因常常不甚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其中最戏剧性的是:现代性,尤其是现代启蒙主义,在有些学者那里被视作造成极权主义的元凶(比如霍克海默、鲍曼),而在另一些学者——比如沃林——那里,极权主义的产生恰恰是因为背叛了启蒙主义,因而,反启蒙思潮和极权主义的关系也就成为很多学者集中讨论的主题。

  

沃林的《法西斯的魅惑》的基本结构是:除了“导论”和“结论”采取总论形式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陶东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西斯主义   知识分子  

图片 3

  • 1
  • 2
  • 3
  • 4
  • 5
  • 全文;)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data/10356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沉思网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伟德国际1946 本文来源:口语表明和自由宣布减弱了封面写作中常见的别扭,在伯林后续的马克思商讨中

关键词:

  • 上一篇:没有了
  • 下一篇:没有了